进入21世纪，几乎世界各国都开始新课改。中国的基础教育也开始第8次课改。历经10年的改革之后，实现了“软着陆”。当下正在进行以“提升学生核心素养”为理念的新课改。2021年，新中国成立72年了，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进行到第9次，平均约8年进行一次课改。学校的基础教育应当包括：幼教3年、小学6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3年。按照中国基础教育相对稳定的“周期”，每6年或12年进行一次课改是合理的，其平均周期是9年。

“课改20年”中国有两千多万教师积极参与，取得了不少成果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，让我们充满信心。如果我们回望起点，重温初心，听一听广大人民对20年课改的意见，发现中小学教育还存在什么急需解决的问题，也是非常必要的。我希望浅论一下今后20年，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还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这也是一种积极探索的态度。

课改要重视及时总结正面经验，也要汲取失败的教训。基础教育改革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，这样才可以避免因缺乏正确理论指导，走弯路，走错路。教育学当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。教育学是培养人的学问，是一门综合学科。教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综合学科，又是一门非常前沿的综合学科。教育学是要培养人，基本目标是培养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和谐发展的人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，教育目标是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教育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学科。从孔子开创“学校”两千多年以来，中国人对教育学有重大贡献。综合学科是指教育学从内在到外在，以及从古至今都与科学、技术、哲学、艺术关系密切，教育学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。孔子主张“有教无类”“愤悱启发”“因材施教”，教育内容有“六经”“六艺”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学记》成为教育学的经典著作。

《论语》里称：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现代心理学重点研究人的“知、行、情、意”。“文行忠信”与“知行情意”几乎是一一对应的。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，相当超前。中国古代不仅儒家对教育学有重要贡献，道家、墨家、法家等等，诸子百家都有特殊贡献。我们要领悟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阐释的哲学方法论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近代西方教育学的经典著作是夸美纽斯《大教学论》，这本书的基本原理就是“遵循自然”。这是直接间接受到了《道德经》的启发。进行新课改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学的积极意义。言必称希腊、言必称西方，不合乎中国国情。

例如，语文、数学是基础教育中重要的两门学科。孔子主张“诗教”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赋》《唐诗》《宋词》《元曲》等等都有许多经典名篇，成为基础教育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刘徽注释的《九章算术》，唐代总结出的《算经十书》。特别是宋代秦九韶撰写的《数书九章》，提出和解决了81个问题，将天文、气象、农业、建筑、工程、商贸、军事等等问题与数学紧密联系起来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时髦的STEM教育的古代原型。我们理应：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后人启新篇。

教育学又是一门非常前沿的综合学科。人是在社会中的人，人是复杂系统，社会也是复杂系统。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，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有效可靠的解决方法。当代人们看到，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人工智能，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人工智能就是由人教会机器学习，帮助人类更好的解决问题。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论基础是“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”，统称为“系统科学”。但是，从根本上看，开发人的智能是开发机器智能的前提条件。培养人比“培养”机器更为重要。

在教育学这门综合学科中，与课改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有“三论”：课程论、教材论、教学论。“课程论”研究的对象包括：学科课程、跨学科课程（综合课程）、活动课程、隐形课程（潜在课程）；“教材论”研究的对象包括：国本教材、地本教材、校本教材、自选教材；“教学论”研究的对象包括：教师主导型教学、学生自主型教学、师生互动型教学、合作探究型教学，等等。在课改中，试图以一种教育理念和模式“为中心”来解决问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课程论、教材论、教学论这“三论”是相对独立、相互联系；同时，交叉跨界，形成整体。课程论的视野是针对整体，比较宏观，是“顶层设计”；教材论的视野是针对群体，比较中观，是“文本选编”；教学论的视野是针对个体，比较微观，要“因材施教”。在新世纪的“课改20年”中，世界各国都没有很好的将课程论、教材论、教学论这“三论”的整合起来，系统地、辩证地加以应用。故世界许多国家的课改，实际效果欠佳，没有让所有人民满意。

课程研究、教材研究、教学研究是三种不同的教育专家和教师群体的研究对象。这三种研究对象和三种专家和教师群体的集合“有交集”，但是，不可能是完全重合的。我坚信，相对独立的研究课程论、教材论、教学论，同时，又将三者整合起来，才有利于教育学的发展，才有利于更加有成效的课改。这是课改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，也是未来20年课改应当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。

课程论的理论基础是“知识论”；教材论的理论基础是“认识论”；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“智慧论”。智慧包容知识、能力、洞察、爱心、信心。教师不仅需要有知识、有能力，更需要有直觉的洞察，以及爱心和信心。我坚信：机器可以有智能，但是不可能有智慧。知识论、认识论、智慧论，同样需要“三论”整合。理论基础的深度创新研究非常必要。“三论”整合的研究方法是：搜炼古今，领悟模式构建；纵横中外，比较取长补短。

当代教育学的发展，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，让我们知道了“认识论”不仅要研究：发生认识论、发展认识论、一般认识论、特殊认识论；还要研究：学科认识论、跨学科认识论、智能科学前沿正在研究“人机融合的认识论”。钱学森先生提出“大成智慧学”，是一个科学的、前瞻性的学术贡献，为“智慧论”的研究揭开序幕。基础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，基础理论有突破方能促进创新。

不忘初心为人民，牢记使命谋复兴。期待再一个课改20年，取得更好的成绩，让人民都满意。

        （原文刊于1月6日《中国教师报》，作者查有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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